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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

來源:4px查詢 | 王曉明  2021年01月18日08:35

 

《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

作者:王曉明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21年01月

ISBN:9787108069245

定價:79.00元

內容簡介

一部影響深遠的魯迅思想傳記,代表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知識界努力衝破啓蒙話語,力圖回到“魯迅本身”,從個體生存的心理結構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讀魯迅的重要嘗試。

作者以魯迅的人生歷程和思想發展為經緯,以其三次努力抵抗自己的“鬼氣”和“絕望”為主軸,把魯迅思想氣質中的懷疑、矛盾、陰鬱乃至黑暗刻畫得深入骨髓,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會在情感和心理的共鳴中,感受到作為一個人的魯迅那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劇。

作者曾解釋如此理解魯迅的原因,是“想要打破那一味將魯迅往雲端裏抬的風氣,想要表達對魯迅的多樣的情感,不僅僅是敬仰,是熱愛,還有理解,有共鳴,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讀者顯示生活的複雜和艱難,不僅僅是魯迅,也是我們自己,不僅僅是過去,也是現在和將來”。

作者簡介

王曉明,1955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該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研究。

目 錄

三聯版序

初版序

2002年修訂版序

第一章 幸運兒

第二章 天突然坍了

第三章 離鄉者的悽哀

第四章 初皈神靈的狂喜

第五章 猶豫不定的靈魂

第六章 待死堂

第七章 戴着面具的吶喊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失敗

第九章 從悲觀到虛無

第十章 驅逐“鬼氣”

第十一章 魏連的雄辯

第十二章 女人、愛情和“青春”

第十三章 沒完沒了的“華蓋運”

第十四章 局外人的沮喪

第十五章 一腳踩進了漩渦

第十六章 新姿態

第十七章 “還是一個破落户”

第十八章 “橫站”

第十九章 《死》

第二十章 “絕望的抗戰”

附錄一

魯迅生平摘要

附錄二

魯迅:現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

雙駕馬車的傾覆——論魯迅的小説創作

《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韓文版自序

《魯迅:自剖小説》導言

就魯迅答《南方都市報》問

前 言

三聯版序

這是第三次為《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的中文版寫序了。最初是1992年,台北的業強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分別印行這本書的繁體和簡體字版。其次是200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換了封面和版式,要出修訂版。當時我身在異地,缺乏仔細修訂的條件,就只是改正了誤植和錯訛的字句,又增加一個由5篇長短文字組成的附錄,以顯示幾個在正文中論述不夠的方面。所以,2002年的那一版,紙本的樣貌氣派了許多,實際卻只是“再版”,稱不上“修訂”的。

這一次,三聯書店要再出新的版本,我是仔細改了一道了,雖沒有在史料上多做增補,論述方面的長長短短的修改,卻幾乎每一節都有,越到後半部分,改得還越多。段落和字句也有調整,把長段截短,用句號和問號,取代過多的反問號和驚歎號。當年的陰鬱和激憤自有其緣由,但我今天覺得,平實的敍述和儘可能不動聲色的議論,是更合適的吧。總之,2020年將出的這一個版本,是真修訂過的了。

這是一本魯迅的思想傳記。一些在別人眼中饒有趣味、值得細細鋪排的事情,我從“思想”的角度來看卻覺得意思不大,就都一筆帶過,甚至略而不提了;另一些在別的角度上似乎不甚重要、可説可不説的事情,我卻盯住不放,即便為此鑽進了牛角尖,也不肯退出來。

當初之所以這麼來講魯迅的生平,並不只是因為,在我動筆之前,已經有了多本堪稱全面的魯迅傳記,我要再寫新的,就該有所側重;更是因為,我深信在現代中國的範圍裏,魯迅不但是最重要的文學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1] 他在詩意的創造上,自是明顯高過了幾乎全部的同時代人,就是在思想上,在對那個時代的人生和社會的體認上,他也比無數的同時代人,明顯高出了許多。我不止一次地對朋友感嘆:“他怎麼能看得這麼透?他的很多想法,怎麼跟其他人這麼不一樣?不可理解啊!……”

我現在當然知道了,這份驚歎其實是來自無知。隨着對現代早期 [2] 的中國思想的瞭解一點一點增加,那種覺得魯迅在思想上也是橫空出世的崇拜之心,是逐步消退了:他並非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孫悟空,無論衡人看世的眼光,還是立身行事的思路,他大都是其來有自,甚至表現出相當清晰的師承路線的。譬如他早年的五篇滔滔不絕的長文,其中那些令我驚佩的視角和論斷,[3] 就多是來自從龔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脈絡;他在中年時期穩定成形的“絕望的抗戰”的意識,也分明刻着上一代思想家的諸多印痕。[4] 至於勾勒天下的“大同”式的氣魄,書寫綱目分明的救世方略的雄心,他更是不如前一輩中的許多人,年歲越長,他似乎越少充沛的激情,再發《文化偏至論》和《破惡聲論》那樣的宏論了。

應該修正我當初的認識:如果跟上一輩中的佼佼者,例如康有為、嚴復和章太炎,甚至梁啓超相比,在思想的宏闊和開拓方面,魯迅都是明顯不如的,在我所理解的現代中國思想的地圖中,他的原來的位置,是應該移動了。

但是,我依然確信,魯迅的思想,對於整個現代中國,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而且,這“現代中國”不僅是指他那個時代的中國,也包括此刻,乃至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的中國。[5]

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解釋我的確信,但置身於如此紛亂的現實,我卻只想這麼來説:跟他的同輩人相比,更不要説跟直至我這一代的後輩相比了,他的思想的透徹和特別,一直都是那麼耀眼,那麼逼人!

儘管本書的很多篇幅,都是在描述這個“透徹和特別”,我還是忍不住要借這個短序,再對他的思想的這兩個特點,粗略地勾勒幾句。

如果問今天的中國人:你怎麼判斷社會的好壞?大概十個裏面有九個,都首先是看“經濟”吧?只要GDP和工資單上的數字一直往上,我們就會覺得:嗯,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關心“政治”和“社會”,因此對現實多有不滿,但看看自己的產權房、旅行機票和特斯拉轎車,多半就也半閉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魯迅卻不是這樣。他也看重經濟,看重物質,但他判斷社會的第一指標,始終都是“人”,是這社會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輕時候他就斷言:一國能不能“立”,全看這國的人能不能“立”,終其一生,他都堅持這個標準。

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義上,人不是別的,就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態的,等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社會或時代會怎麼樣,通常取決於我們自己大致長成了什麼樣。

所以,無論從哪一頭看,人心的現狀和趨向,都是把握社會狀況的最可信的依據。制度可以虛設,數據可以偽造,殺雞取卵或飲鴆止渴,都能造就經濟/物質的一時的繁榮,唯有人心,是難以普遍作偽的。大家心裏都只顧自己,一心想當縮頭烏龜,行動上卻互相幫扶、血氣方剛:你見過這樣的事情麼?

這樣的看世界的眼光,自非魯迅所獨有,中國的文化人,從來就講究“人心”二字,判斷世事,品評人物,都往往先從人心入手。我甚至覺得,在前人傳下來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中,這恐怕是最可珍視的一筆。即便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換用其他的標尺去衡量社會了,一到人際交往的時候,多數人還是在意“人好不好”,倘若人品太差,就算官階和“身價”都很高,還是要被許多人暗暗嫌棄的吧。

當然,“人心”常常顯得模糊和抽象,倘是一個唯數據主義者,大概還會覺得這根本就是無從把握的。因為眼力和經驗不足而誤判人心,也確是常有之事。 但這在魯迅不是問題。他的敏鋭善感的文學稟賦,他的逐漸開闊、絕不限於“華夏”的視野,他對讀人生與書本所養成的洞察力,他受激於革命時代而澎湃的道德理想,他的因此而幾乎終身保持的自我剖析的習慣…… 這一切都賦予他一種強大的心力,令他不但能見微知著、以小見大,洞察普遍的人心,而且在多數時候,能承受因此湧來的陰暗心緒的重壓,不中斷對人心的深究。

從這個角度看,聚焦於“人”和“人心”的眼光,是要有相應的思想和精神能力來支持的。這樣的眼光能一代一代延續、形成一種傳統,就説明後人繼續葆有——甚至發展——了這些能力。什麼時候這個傳統破散了,也就意味着,這些能力正在大面積喪失:從這裏,我清楚地體會到魯迅思想的一層特別的意義。

主要正是這個眼光,成就了魯迅的思想的透徹。

這不只是説,他常能避開對時勢的樂觀的誤判,儘管有時候,他也跟許多同時代的奮鬥者一樣,被號稱“理性”和“科學”的分析領進了這樣的誤判。更是説,他能用一系列類似“愚民的專制”這樣發人深省的論斷,明白地刻畫出社會和時代的根本特徵。譬如他筆下的“愚民”一詞,就指向一個從“精英愚弄人民”到“愚民充任精英”的演變的過程;他的“專制”的概念,更揭示了其“造就愚民”和“靠愚民支撐”這二者的持續的循環:現代的中國人,看了他這樣的分析,都會有“真是説透了”的感嘆吧?不單是我們這裏,看看過去和今天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政治狀況,你會不會覺得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論斷呢?

他的透徹還有一個表現:他能掘進人民的麻木的更下一層,指出那些我們本能地不願正視的東西,用他的話來説,麻木和順從的底下,其實多半是“怯懦”,看上去像昏睡,實際卻是醒着的,是因為覺得逃生無望,才這麼裝睡,並因此特別討厭那些拼命喚醒他們的人。

這當然不是説,在這普遍的人心的深層,就不再有麻木了,那一定是有的,而且堆積得很厚,但同時還有別的:總是消極地判斷世事的習慣、不自覺的膽怯和放棄、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泯滅的不甘,以及常會發泄錯方向的憤怒…… 是所有這些因素的混雜疊積,構成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的底藴,而在魯迅看來,這也就是現代中國的社會的底藴了。

不用説,他的那些當時顯得奇怪,卻屢屢被以後的事變所證實的時勢論,例如“失掉的好地獄”和“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也都是依據這樣的深掘而形成的。一旦看清楚整個地基的糜爛,別人再怎麼讚歎大廈的亮麗和值錢,他都只能説:“它不久就要倒的……”

魯迅曾這麼稱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透徹,説他不但寫出了光鮮底下的污濁,還寫出了這污濁底下的“光耀”。[6] 但當刻畫中國社會的時候,他的筆鋒卻總是指向污濁,甚至竭力要揭發出污濁底下的更為不堪的糜爛,可以説,他的思想的透徹,是明顯偏向於揭發黑暗的。他當然知道,社會和人心不可能只有黑暗的一面,他有時也大聲稱讚,説中國人一直都是有“脊樑”的,但他顯然相信,社會最需要的不是歌頌和粉飾,而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發。他雖然痛恨中國的醜陋,卻並不輕看中國,以為它禁不起這樣的痛恨,我覺得,這樣的不輕看,才是他真正相通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吧。

他沒有看錯,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搖搖欲墜,百廢待興,卻還能夠激勵和承受他這樣的批判和揭發,並沒有孱弱到一聲刺耳的呼哨就稀里嘩啦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式的思想的透徹,未嘗不可視為社會還是有救的一個證據,哪一天出不了他這樣的人了,社會就真是走到盡頭了。

明白了魯迅的透徹,也就能認識他的思想的特別。

首先當然是,我前面也説了,魯迅的思想不但多半以文學的方式來表達,更是以他一生對黑暗的反抗、以他在這反抗中形成的人格來表達的,有很多時候,他實際怎麼行事,和他在各種非公開的文字——例如私人通信——中怎麼評述這行事,是比他公開發表的文章,更能表現他思想中較為深刻的部分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魯迅對上一輩人的革命共識的修改。這個共識大體是這樣的:社會的病根,在國人的愚昧和孱弱,只有造就新的中國人——梁啓超所謂“新民”,才可能造就新的中國和世界,而這造就的第一步,是少數先覺者起而奮鬥,以“吶喊”打破“無聲”的現實。魯迅和許多同輩人一樣,是自覺地繼承這個共識,以之作為自己思想的底色的,而這個繼承的關鍵,是他自視為先覺者,第一代“新”之“民”中的一個,當高聲吶喊的同時,也配享因此而生的驕傲。

但是,他那個盯住人心不放的敏鋭的眼光,卻使他很難一面洞察身外的黑暗,一面卻無視這黑暗對自身的侵蝕,畢竟他和阿Q同生於一地,共享“奴隸”的身份。進入中年以後,他對自己內心種種暗影的體察還日漸深入,這使他不得不正視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用他的話來説,他不只是“戰士”,也是“破落户”。

他不斷地用“中間物”一類的通達之論,幫助自己安心於這雙重的身份。他更重新給自己定位:雖已從黑暗中反叛出來,卻並不屬於光明之地,他只是踏在兩邊的交界線上,用他早先的話説,是“肩住了黑暗的閘門”,讓年輕的一代衝入光明。[7] 這話聽上去頗為自負,其實卻含有一層犧牲的悲哀:肩者再怎麼大力,終究是要被閘門壓死的。所以他又説,革命的詩人,往往以自己的“沉沒”,證實社會的前行。[8]

魯迅是為了站穩戰士的腳步,才這麼曲折地給自己重新定位的,但這個新的定位也會打擊戰鬥的信心:先覺者的身上,尚且這麼明暗交織,那黑暗的完全的消滅,勢必就很遙遠;對於光明世界的疏隔,更容易瓦解奮鬥的意志,前途茫茫而還能堅持跋涉,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要想吶喊不懈,他還得在思想上再進一步。

他開始修改從上一輩人繼承來的那個共識——並非只因為當初是它引自己走上吶喊的道路,更因為此刻他看來看去,還是這個共識較為切近中國的實況,適宜充任奮鬥的依據。

他的修改的關鍵點,是“先覺者的吶喊”與“新民的完成”之間的關係:嚴復和梁啓超們大多隻強調從前者必然抵達後者,把其間的距離説得很短,他卻大幅度拉長二者之間的距離,説至少會有一段不短的時間,社會進進退退,人心晦暗不明。他甚至説,將來到底有沒有光明,其實是不知道的,而且這也不重要,我們是在黑暗中太憋悶了,才奮起叫喊的…… 這修改的尺度未免太大,有時候他就退回一步,檢討説:“我的思想太黑暗”了。[9]

但唯其如此,魯迅思想的一個最特別的地方,清楚地表現出來:為了給自己確立一個無論怎麼挫敗和失望都還能繼續抗爭的意志,他不惜放棄所有對於外部支援的企求,無論那是來自“同志”,還是來自“未來”;他現在就只從自身發掘抗爭的動力,而且這動力主要不是來自樂觀的理性,而是來自對身外和心內的黑暗的“憎惡”。這是他從未懷疑過的情感,也是一旦置身如此現實,就不大可能消退的意識,因此,從這當中生長起來的吶喊之心和戰士之志,是真正穩固、可以放心倚賴的。於是,他重新命名自己的奮鬥:“絕望的抗戰”。[10]

倘説嚴復、章太炎、梁啓超和孫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們的氣魄、理想和不羈的想象力,為現代中國勾勒出了一條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奮人心的道路,魯迅則為同時和以後無數在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範了一種自我磨礪、化悲觀為動力,堅持前行的可能。越是意識到“悲觀”在現代中國人精神世界裏的重要地位,我們對魯迅的這一思想貢獻,就越能體會得真切吧。

從十五六歲讀《阿Q正傳》到現在,我讀魯迅已經五十年了。雖然腦筋並不靈活,我對他的感受的重點卻時常移動。這除了説明世事對人的影響之大,更説明魯迅的豐富和深厚,即便同一個讀者,也能因年歲的增長,從他那裏獲取新的啓發。他不止一次地説,他不希望年輕人繼續以他為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期待自己的文字的“速朽”。但是,在這本傳記的初版序言裏,我就寫道,他這個願望是要落空的,他還將長久地引發後人的共鳴。今天,我再次確信,我那個話沒有説錯。

最後,要特別感謝兩位讀者,他們分別在本書的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和2001年版問世之後,寄來他們自己做的勘誤表,第一份是手寫的,第二份是電子文檔,它們都不只是指出文字的不當和誤植,還指出史實的錯訛。因為不知道兩位讀者是否願意,我就不寫出他們的姓名了。之所以特別在這裏寫出我的感激,是想借此警醒自己,像我這樣在動盪中長大、欠缺學養,又容易被世事激怒的人,下筆為文的時候,應該儘可能仔細和從容,才對得起認真的讀者。

2020年3月 上海

[1]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思想,其中只有——主要是——中世紀以後的西方,和18世紀以後全盤西方化了的地方的思想,才越來越以“理論”為主要的表達方式。即便19世紀的俄國,它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有很多是在小説裏才得到最有力的表達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因為魯迅少有長篇的“哲學”式的思想論述,就覺得他夠不上被稱為“思想家”,是一種錯覺,魯迅的許多散文和短篇小説,乃至他的複雜的人格和人生歷程,都和他那為數不多的論説性的長文一樣,可以被視為表達了他的思想的符號文本和生命載體的。

[2] 在本文中,“現代早期”是指1870—1940年代。

[3] 例如“立人”、“內曜”、“偽士當去,迷信可存”和“驅之適舊鄉,而不自反於獸性”等論述。

[4] 例如嚴復對於“運會”的“莫知其所由然”的強調、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和楊文會一路從佛學視角展開的歷史觀念。

[5] 我在《現代思想文選》(王曉明、周展安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初版)的序言中,特別説明過這個判斷,就不贅述了。

[6] 魯迅:《<窮人>小引》,《集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頁。

[7]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頁。

[8] 魯迅:《在鐘樓上》,《三閒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頁。

[9] 魯迅:1925年5月30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版,第62頁。

[10] 魯迅:1925年3月18日致許廣平信,同上書,第16頁。